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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4年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调查的Meta分析  PDF

  • 蒋碧清 1
  • 龙斯思 2
  • 黄婕 1
1.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医学科,湖南 长沙 410005; 2.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医管感染控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08

中图分类号: R749.62

最近更新:2024-12-13

DOI: 10.19338/j.issn.1672-2019.2024.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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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酒精使用障碍已被证实可能导致人群生理功能、心理健康及社会关系损害,本研究将收集2014—2024年发表的有关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运用Meta分析方法汇总分析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

方法

检索万方数据库中报道中国酒精使用障碍的文献,采用STATA14软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并绘制森林图。异质性检验采用Homogeneity test(Q检验),若I2>50%,认为纳入研究存在异质性,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汇总分析7项研究50 399例数据,得到2014—2024年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3.1%(95%CI:0.089~0.174),按照性别不同进行亚组分析,报道中国男性与女性的患病率分别为10%(95%CI:0.037~0.177)和2.2%(95%CI:0.018~0.026)。

结论

2014—2024年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3.1%,其中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

有害饮酒被认为是一种可能导致健康问题的危险饮酒行

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数据,有害饮酒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所有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的5.1%2。严重的有害饮酒可能成为酒精滥用乃至酒精依赖。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 AUD)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是指饮酒者在饮酒时间或饮酒量上无法自控,长时间或大剂量反复饮酒,对躯体或精神健康造成损害的一类疾3。现有证据证明,酒精使用障碍可能导致人群生理功能、心理健康及社会关系损4-5。饮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而饮酒所带来的风险亦有许多报道。WHO发布的《2019年中国酒精使用概况》称每100个15岁以上的中国人中,就有将近1个人有潜在可能或已经患上了“酒精依赖”疾6。2023年一项由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完成的研7表明,中国男性自报的酒精摄入量与61种疾病的发病风险呈正相关,其中包含了33种先前未确定为与酒精摄入有关的疾病,例如痛风、白内障、骨折和胃溃疡。然而尚未有研究报道近十年来的中国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

国际通用的诊断酒精使用障碍的标准有三种,第一种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它被世界各地的卫生保健专业人员视为指导手册,在精神障碍诊断方面具有权威地

3。DSM-V可以用来评估酒精使用障碍,其将酒精使用障碍分为轻度、中度(酒精滥用)、重度(酒精依赖)。因为翻译原因,中国多使用DSM-IV版本。第二种用于测量酒精使用的标准工具是酒精使用障碍鉴定测试(The 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1。AUDIT包含10个分调查问卷,用来评估酒精消费、饮酒行为和与酒精有关的问题。一个国际药物滥用研究小组为WHO制定了另一项测试,称为酒精、吸烟和物质介入筛查测试(The Alcohol, Smoking and Substance Involvement Screening Test, ASSIST),以管理和监测人群物质滥用问8,即第三种诊断标准。

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 SR)是评估研究证据的高级方法,其通过预定义标准、可重复方法和明确策略来全面评估研究,被认为是具有最高等级证据的研

9。而Meta分析/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 MA)是一类统计学方法,其将系统综述中包含的研究结果进行定量组合,以评估统计意义、方向(赞成或反对受测干预措施、风险因素或暴露)以及结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的异质性(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10。合理使用SR和MA,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文献,经济、快捷地获取一国乃至全省的疾病患病率。

本研究通过运用Meta分析对2014—2024年已发表的有关文献进行综合定量分析,得出一个基于较大样本量的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参考值,以期为临床及相关卫生行政部门开展预防控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与筛选

检索万方数据库中报道中国酒精使用障碍的文献,中文检索词为“酒精使用障碍”。时间限定为2014—2024年,语种限定为“中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的人群。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目的为有关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及(或)影响因素的研究;②横断面研究;③文献中可直接提取或间接获得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数据。

排除标准:①发表类型为“综述”“信件”“评论”“社论”“病例报告”的文章。②研究对象明确共病其他精神类疾病如药物滥用。③调查对象固定在某一个单位,如某高校。

由两名公共卫生专业医师分别检索文献,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最终确定符合标准的纳入文献。

1.3 文献质量评价

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所推荐的基于横断面研究的文献质量评价标

11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分,评价标准见表1

表1  AHRQ基于横断面研究的文献质量评价标准
序号评价标准评分标准
1 是否明确了资料的来源(调查,文献回顾)

"是"计1分

"不是"或"不清楚"计0分

2 是否列出了暴露组和非暴露组(病例和对照)的纳入及排除标准或参考以往的出版物
3 是否给出了鉴别患者的时间阶段(哪个时间段内的患者被纳入研究)
4 如果不是人群来源的话,研究对象是否连续(是否将某时段内全部的患者纳入了研究)

1.4 数据提取

背景信息和设计信息包括作者、发表时间、研究地区、诊断标准、样本量、年龄、文献质量评分。实验数据包括调查人数、酒精使用障碍患病人数、不同性别患病人数、患病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TATA14软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并绘制森林图。异质性检验采用Homogeneity test(Q检验),检验水准α=0.1,若I2>50%,认为纳入研究存在异质性,进行亚组分析。因为本研究仅讨论单组患病率,非差异比较结果,故不进行发表偏倚检验。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按照检索词共检索到890篇文献,依据事先拟定的纳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1。最终纳入7篇文

12-18,编号1~7。

fig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数据提取及文献质量评价

提取纳入研究的背景及设计信息见表2,7项研究共报道了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居民酒精使用障碍患病情况,从中提取样本总量50 399例,其中2篇研究仅纳入男性病例(样本量分别为1 379、2 151例),余5篇研究共计纳入男18 433例,女28 436例。文献质量评价认为评分在8~11分为高质量,4~7分为中等质量,0~3分为低质量。

表2  纳入2014—2024年酒精使用障碍文献数据提取及质量评分
序号第一作者年份地区诊断标准总样本量患病人数

性别构成比

(男:女)

年龄质量评分
总人数患病人数总人数患病人数
1 孙仙, [12] 2023 宁夏 DSM-IV 4 085 50 1:1.40 1 700 47 2 385 3 18岁以上 6
2 [13] 2022 中国大陆29个省会城市 AUDIT 13 980 1 045 1:3.02 3 479 661 10 501 384 18岁以上 8
3 王岚, [14] 2021 河北石家庄市某区 DSM-IV 1 379 518 - 1 379 518 0 0 18岁以上 5
4 [15] 2018 天津市 DSM-IV 4 438 178 1:1.36 1 884 171 2 554 7 18岁以上 9
5 周敏, [16] 2015 成都市 AUDIT 2 151 618 - 2 151 618 0 0 18~34岁 7
6 廖震华, [17] 2014 厦门市 DSM-IV 10 764 56 1:1.17 4 957 52 5 807 4 18岁以上 7
7 王文[18] 2014 中国七地区 AUDIT 13 602 1 898 1:1.12 6413 1 394 7 189 504 全年龄段 9

2.3 数据提取及文献质量评价

2.3.1 Meta分析及异质性分析

汇总分析7项研究50 399例数据,得到2014—2024年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3.1%(95%CI:0.089~0.174),绘制森林图,见图2。异质性检验I2>50%,认为结果具有异质性,需进行亚组分析。Meta分析及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3

fig

图2  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Meta分析森林图(n=7)

表3  2014—2024年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Meta分析结果
分组纳入研究数样本量异质性检验结果Meta分析结果
I2/%P效应模型合并患病率/%95%CI
总体 7 50 399 99.8 P<0.001 随机 13.1 0.089~0.174
性别
仅男性 2 3 530 96.6 P<0.001 随机 33.1 0.244~0.418
全性别 5 46 869 99.9 P<0.001 随机 5.4 0.014~0.095
诊断标准
DSM-IV 4 20 666 99.5 P<0.001 随机 10.0 0.065~0.134
AUDIT 3 29 733 99.7 P<0.001 随机 13.1 0.093~0.240

2.3.2 亚组分析

性别:按照调查对象仅有男性(A组)和调查对象包含男性及女性(B组)进行分组,其中A组纳入文献3及文献5,总样本量为3 530例;B组纳入其余5篇文献,总样本量为46 869例。分析发现,2014—2024年中国男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33.1%(95%CI:0.244~0.418),剔除仅调查男性的研究后患病率降至5.4%(95%CI:0.014~0.095)。分析结果见表3,森林图见图3

fig

图3  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Meta亚组分析森林图(按性别)(n=7)

将仅纳入男性的文献剔除,分别计算男性与女性的患病率分别为10%(95%CI:0.037~0.177)和2.2%(95%CI:0.018~0.026),数据及森林图见表4图4图5

表4  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Meta分析结果(按性别)
分组纳入研究样本量异质性检验结果效应模型合并患病率/%95%CI
I2/%P
男性 5 18 433 100 <0.001 随机 10.7 0.037~0.177
女性 5 28 436 100 <0.001 随机 2.2 0.01.8~0.026
fig

图4  中国男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Meta分析森林图

fig

图5  中国女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Meta分析森林图

诊断标准:将诊断标准按照DSM-IV(C组)及AUDIT(D组)进行分组,其中C组纳入文献1、3、4、6,总样本量20 666例;D组纳入文献2、5、7,总样本量为29 733例。分析发现,按照DSM-IV诊断酒精使用障碍,2014—2024年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为10%(95%CI:0.065~0.134),而按照AUDIT进行诊断,患病率为13.1%(95%CI:0.093~0.240)。分析结果见表3,森林图见图6

fig

图6  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Meta亚组分析森林图(按诊断方法)(n=7)

3 讨论

中国的制酒历史源远流长,随着制酒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国酒文化,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养生保健、审美娱乐、社交礼仪、祭祀庆典、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酒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一个重要载体。随着近现代医学发展,饮酒所带来的健康危害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近三十年来,我国研究报道发现与酒精使用有关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逐年上升。1982年及1993年的全国大型精神疾病流调结果报道酒依赖患病率分别为0.09

19和0.6820。随后2001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报道中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5.1%,其中男性患病率较女性升高4521。随后几个省域范围进行的研究报道的患病率在4%~5%之22-23。2018年,WHO报道中国AUD发生率男、女性分别为9.3%和0.2%24。201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酒精使用障碍的Meta分析,纳入了2014年1月之前的38项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酒精使用障碍终生患病率、时点患病率分别为1.4%、1.5%,其中男性AUD、酒依赖、酒滥用患病率分别为10.1%、4.4%、4.0%,女性却低于0.1%、0.2%、0.1%,而使用其中高质量的研究做分析显示酒依赖的终生患病率和时点患病率分别达到3.7%、2.2%25。本研究报道了2014—2024年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同时部分印证了其他研究中论述的中国酒精相关精神障碍逐年升高,男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高于女性的结12-1315。由于本研究纳入文献报告的性别构成比与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不符,实际性别患病率可能存在差异。

除了性别以外,酒精使用障碍的其他危险因素已有多个研究进行讨论。孙倩男

26在江苏省进行的一项医学生酒精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群更容易出现酒精使用问题,这与另一项海南省的研究结论相27,但2023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的调查却得出与之相反的结12,这可能与具体少数民族类型及其信仰有关。同时,吸烟已被证实是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因28-29,另有研究表明,吸烟与酒精使用障碍的共患率很2。家庭年收入低或高均可促进酒精使用问题的发生,而家庭年收入低的人群更容易产生严重的酒精使用问30。由于文化因素影响,家庭年收入高的群体更有可能因社交、工作需要,或表现自己对权威的尊重而产生饮酒行31-33。另一方面家庭年收入低这一危险因素需要和压力共同进行讨论,多个研究证明情感压力过大会引起酒精使用问15-1726,酒精使用障碍与抑郁症的共患率也很34,而家庭年收入低的人群普遍生活压力较大,情感压抑,这提示虽然多个研究认为家庭年收入低和压力均为酒精使用障碍的危险因素,但需要考虑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酒精使用障碍的危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

35-36:一是酒精所致的躯体疾病,过度饮酒除了对精神状态有很大影响,对全身其它各个系统均有影响,2023年一项由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完成的研6表明,中国男性自报的酒精摄入量与61种疾病的发病风险正相关;二是饮酒所致的伤害,包括酒驾、酒后跌倒或溺水等酒驾是现如今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其对社会、家庭、个人都造成了严重且难以挽回的危害;三是饮酒会对特殊人群产生危害,如孕妇、儿童等。目前针对个体治疗酒精使用障碍的研究有很多,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干预仅停留在个人层面可能是不够的,可能还需要政策与社会环境支持。

一方面,与酒精有关的公众态度降低了患者寻求干预措施的动机,从而影响了个体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正如前文所言,国际普遍的社会观点中并不认为饮酒行为是一种错误的行

31-32,甚至有时被认为是对权威的尊33。这种对酒精使用的“积极”态度使得人们厌恶医务人员询其酒精使用状况。与之相对应的,医生也担心和病人讨论其饮酒行为会让病人感觉受到冒37-38。与对饮酒行为的宽容相对的,由饮酒造成的有害饮酒和不安全行为在整体大环境下被认为是不对的,即被污名3139-40。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社会耻辱和歧视,人们可能会拒绝酒精使用干预,即使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有酒精使用问3140。这些对酗酒的消极态度也影响到医疗服务提供者,并导致医疗质量下40。此外,一些患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有酒精使用障碍的问41。总而言之,公众的态度似乎降低了个体干预的有效性,因为有酗酒问题的人加剧了寻找干预项目的帮助。

另一方面,如果可利用的卫生资源不足,任何干预措施都可能难以处理和显示其效果。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都存在精神卫生医师及其有关资源的缺

3742-44。与此同时,现有的心理健康医生和护士对提供有害的酒精使用干预措施普遍不感兴45-46。这种较低的动机被认为源于实施相关干预经济收获或补偿不足和缺乏培3840

可持续的个体干预需要长期的财政支持。财政紧缩将直接和消极地对卫生系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所有促进卫生的干预措施的有效

47。与酒精相关的个人干预的主要方法是教育、参与和其他说服性行为,而方法需要长期的后续行动和实施才能保证其实施效47-50,这意味着需要提供长期的财政支持。有两个证据证明了这一观点:一个研究显示了对国家政府财政支持的地方个人层面的干预措施的积极影49,而另一项研究提供了负面的证据,表明许多长期的健康促进项目的失败是由财政和其他资源的支持不足造成51。因此,世卫组织指出了财政支助的重要性,并要求各国政府制定相应的干预措52。足够的财政支助可能获得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有效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3853

正如WHO所提到的,酒精使用和相关问题是复杂的,这与就业、税收、经济影响以及国家和国际贸易问题有关。因此WHO建议各国政府应采取宏观层面的干预措施,提供政治支持,并优化资源分配,以平衡促进健康、经济发展和利益的目

50。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也对政府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总之,政策与社会层面的支持可以改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和资源的不平衡,从而确保个体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个体干预效果的最大化依赖于政策与社会环境层面支持,这提示笔者需要增加相关研究,推动政策与社会观念的转变。

本文为近十年首个利用Meta分析方法测量中国酒精使用障碍患者患病率的研究,当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经费做全国性调查时,可以通过对现有文献报道的率进行Meta分析,从而增大样本量、提高诊断效能,使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本文仅检索了万方数据库的中文文献,未将英文文献及其他中文数据库的文献纳入,存在有一定偏差。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本研究中报告的总性别构成明显女性多于男性,因此也会造成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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